所谓“古文”，乃是指古代的散文，是与“骈文”相对立的概念。由于它的特点是散行单句、朴实自然、不拘格式，不同于骈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且在文体上又恢复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因而称之为“古文”。这个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韩愈作为唐代重要的思想家和司马迁以后的杰出散文家，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尊儒排佛，而他的文学观的核心则是反骈重散。以韩愈为首的中唐时期的一些文人，他们竭力主张思想要崇尚古代的儒家，文体则要恢复朴质明畅的散体，坚决反对六朝以来浮艳淫靡的文风。
他们相互支持，彼此呼应，结成一个新的文人集团，大力从事“古文”的宣传和写作，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从贞元到元和这二、三十年间，特别是由于当时进步思想家和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参与，古文的业绩显著，逐渐压倒了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要地位，这即为我国文学史上所称的唐代“古文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必然有其历史渊源，“古文运动”也不例外。骈文的出现，丰富了文学体裁，对我国文学艺术技巧的发展和提高，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发展到后来，由于它内容空洞无物，文字晦涩难懂，终于走进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这种浮靡不实的文风，到六朝时期几乎独霸文坛，直至唐初还很盛行。然而，就在骈文鼎盛的同时，反对这种文风的复古运动就已开始酝酿了。
在北朝，西魏的苏绰提倡模仿《尚书》而作《大诰》，即是一次尝试。隋文帝杨坚统一北中国后，赞同李谔的主张，“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也算倡导了一-次“复古”运动。隋唐之际的王通，以复兴儒学正统的继承者自居，论文说“道”，初具“文以载道”的观念。到了初唐，陈子昂在“初唐四杰”用实际行动抗击六朝浮艳文风的基础上，树立文学革新的旗帜，提出反对六朝华靡浮弱文风，追求“建安风骨”与“风雅兴寄”的传统，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进一步推动了复古思潮。他们或研习经典，强调“先道德后文章”或为开启“文章中兴”，大声疾呼“非夫子之言不出”或致力创作，力变俳偶而为散体。
总之，他们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然而，古文运动的真正兴起和发展，则是在唐代中叶的事情，其功当首推韩愈。韩愈面对内忧外患严重，国势岌岌可危的社会现实，借鉴安史之乱爆发的严重教训，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积极崇儒排佛，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文道合一，获得了广大庶族地主阶层人士的有力支持，从而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推行古文运动的基本出发点。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又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送陈秀才彤序》）。也就是说，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韩愈所说的“道”，当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理论认识上仍然是指传统的儒家之“道”。
但在他的写作实践中，“文道合一”却还有另一种重要含义，即指文章要言之有物，并不只是把“文”归结为传“道“的手段。在文体改革中，韩愈提出“古文”的两个标准：一是“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惟古于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一是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前者是指语言的新颖，后者是指文笔的流畅。他认为这两方面应该统一起来，从而创造出语言新颖、文笔流畅的新文体。由此可见，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尽管有复古的一面，而主要精神却是在于革新。由于他的大力宣传和写作实绩，加之比较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因而使古文运动很快发展成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风尚。
一时间，“韩门弟子”李翱、皇甫缇等，师承韩愈，竭力实践，透辟地发挥了韩愈反对因袭、主张独创的理论，或学习韩愈文章的明白晓畅，或发展他的奇诡宏伟，遂成为著名的古文家。不少与韩愈同代的作家也纷纷从事“古文”的写作，形成了“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李翱《韩吏部行状》）的强大势头，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由于柳宗元的大力支持，乃使古文运动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作为进步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散文家，柳宗元以明确的理论和数量众多的优秀散文作品，参加并领导了这个古文运动。
他不仅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的颓靡文风，而且以实践这--理论的杰出成就，为韩愈提倡的新文体树立了极高的威望，成为唐代古文运动中仅次于韩愈的核心人物。由于韩愈、柳宗元等散文作家的努力，唐代的古文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不仅有力地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浮艳的文风，推翻了骈文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而且直接启示了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