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在狭义上被用来形容由君主统治的强大国家，广义上用来形容国力强大的国家，而不限于君主制国家。
在现代国际政治范畴内，也指在一个较大地理区域内、涵盖较多人口，建立有鲜明特征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体系与人文价值观，形成一定的国际政治体系，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维护这种体系的国家。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对大英帝国的研究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帝国像该术语那样站不住脚，而在本卷涵盖的年份里，形容词“英国人”对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大多数居民来说意义不大。
在十六世纪，英格兰有时被描述为一个帝国，但总是是为了强调几个世纪以来君主从外国强权者（包括教皇）独立出来的悠久传统。
因此，亨利八世在与罗马决裂后特别青睐“帝国”一词，它让人想起了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相对孤立的孤立，而不是对外国领土的统治。
当1603年英国君主制联盟让位于包含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个王国以及威尔士公国的复合自治领时，这一具体含义得以维持。
国王詹姆斯六世是这个集团的第一个君主，他将“英国”确立为多个王国的名称，“大不列颠帝国”只是对独立权威的普遍概念。
詹姆斯国王希望他苏格兰臣民之间实现共通，英格兰将在其中享有对苏格兰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统治。
因此，詹姆斯六世否认“英国”这个术语具有独特的含义，就当时的扩张主义协会而言，这与通过种植过程在阿尔斯特建立一个定居者社会有关，苏格兰和英国新教徒成为共同的参与者，该部分被称为“英国人”。
苏格兰人和英国人被区分开来地被称为“英国新教徒”。
当我们注意到那些少数允许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参与的跨洋探索和定居的英国倡导者时，这种用法的特殊性在十七世纪初变得明显在将王室权力扩展到欧洲边境之外的努力中，并没有将他们喜欢的承诺描述为“英国”。
相反，当塞缪尔·普查斯鼓励今天所谓的“英国”殖民扩张时，他认为这是一种复数的努力，而不是一种单一的努力。
他希望这不仅会导致“英格兰出英格兰”的“通过世界”分散，而且会导致“苏格兰皇家、爱尔兰和威尔士亲王室的分散，在新世界中向陛下及其继承人增加新的权杖”。
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参与进来的愿望是特殊的，因为大多数英国殖民宣传者认为这是一项纯粹的英国企业，威尔士人被默默地接纳。
这个概念也许反映了现实，因为直到十八世纪，很少有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有能力成为海外殖民化的推动者。
因此，英国人在1603年成为英国王室臣民的民族中是早熟的，他们很早就对这种现象表现出兴趣，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被称为欧洲的扩张。
然而即使是英国人，尽管表现出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相匹配的航海能力，但在跟进他们的和声称对外国人和贸易路线的统治方面也进展缓慢，正如伊比利亚人从一开始就如此壮观地这样做的那样。
英国人有能力监督技术上不如他们自己的人，这毫无疑问。
历史学家一直努力通过暗示美洲原住民在财富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本质差异，来解释英国人为何从探索转向剥削。
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感知的时滞，即使它没有考虑到葡萄牙在殖民化方面的各种经历。
然而更有趣的考虑是，英国人作为殖民者的所谓迟钝已经被视为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这个问题源于人们普遍认为，即探索和剥削之间存在某种必要的联系，海外帝国的建立是“发现”的必然结果。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十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作为殖民者表现不佳的最重要方面很可能是，它证明不存在这种联系，至少在本卷涵盖的时期开始时是如此。
在十六世纪末之前，对大西洋、亚洲和非洲机会感兴趣的英国贸易商数量很少，英国国家对海外企业的适度参与反映了公共利益水平普遍较低。
这并不是否认一些部门，特别是渔业和商界的持续关注，自十五世纪末以来，通过最近地理知识的扩展，他们有机会获得的机会。
至少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君主制对新可能性的兴趣远远超过英国商业界。随后国家对海洋事务的兴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政权的脆弱性，以及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早年政权的脆弱性。
就商人而言，即使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他们仍然相当满意，即他们可以通过既定的欧洲贸易网络或突袭西班牙航运充分获得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商品。
直到十七世纪初，他们才认真考虑远程参与的风险和费用。
此时私掠的结束，加上在与西班牙战争期间发生的欧洲传统贸易网络的中断，迫使他们接受，如果他们要满足客户对来自他们习惯的遥远大陆的异国商品的需求，他们自己必须与亚洲建立直接贸易联系，并利用美国存在的任何机会。
商人对一系列新公司的投资导致贸易的惊人扩张，将英国人带到了非洲海岸、黎凡特、俄罗斯、印度洋，除此之外，由于英格兰为再出口提供了机会，这大大增加了英格兰的财富。
然而，在十七世纪，这项活动既不被视为帝国的，也不被认为是殖民地的，可能是因为它与定居点无关，也因为已经熟悉正在供应的商品的英国消费者不欣赏现在采购方式的新颖性。
因此，美国仍然是那些倡导海外企业的人的主要关切。早期最著名的作者是同事，以及他们的弟子。
在政治层面，这些基本上是激进新教的宣传者，他们认为促进贸易和殖民化是提高新教统治者在世界上的地位和遏制西班牙天主教君主的必要手段之一。
他们还一心一意地认为他们的作为真正宗教的维护者，拱门比西班牙统治者更有义务将基督教的真理带给那些以前无法获得这些知识的人。
他们相信，一旦他们抛弃了“寻求而不是获得上帝的荣耀的荒谬愿望”，那些听从他们建议的人的努力将受到仁慈的青睐？
在描述宣传者的宗教和相关民族主义承诺时，人们必须始终牢记，他们的意见是有抱负的，没有反映同胞甚至政府的优先事项。
通过关注与他的同代萨福克郡格罗顿庄园的的关注进行比较。
这一点变得很明显，他于1586年开始记录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直到1619年。
在此期间，没有发表任何涉及英国长途航行的条目，除了塞巴斯蒂安部长外，他也没有提到任何能揭示这个问题的文献，他于1595年以先令的价格购买了该作品。
他关注的事项是宗教、家庭和地方性的，他甚至可以将他提到的少数具有国家重要性的事件降低到狭隘和个人层面。
例如，当注意到1603年10月24日“宣布英格兰和苏格兰应该被称为伟大的布列塔尼亚人”时，他还提到，1603年5月26日，他的表弟在格罗顿给他看了一本拉丁文新书。
这里提到了亚当·温斯罗普，因为这位清晰的宗教乡绅的日记表明，直到十七世纪初，大西洋或亚洲的海外活动对甚至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意识的影响是多么少。
亚当·温斯罗普自然对欧洲大陆新教改革的进展感兴趣，但除此之外，当他超越周围环境时，那就是爱尔兰。
甚至出于这种兴趣，他的直系亲属的几名成员在爱尔兰成为明斯特种植园的定居者。
这些亲戚保持定期通信，有时担任他们处理当地事务的代理人，在他们回访时在格罗顿招待他们，偶尔像1605年5月9日一样，陪同那些前往爱尔兰的人进行一些旅行：确实与我的兄弟温斯罗普一起骑车进入埃斯。
这些频繁提及爱尔兰给人的印象是，该国只不过是英格兰的自然地理延伸，那些参与在南部芒斯特省建立大规模英国定居点的人的野心当然是实现这一目标，并将其描述为这样的延伸。
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从萌芽时期开始，经历了几个世纪，1500—1650年是它发展的初期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工厂手工业和租地农场制产生，它标志农本经济自给自足的闭塞状态已走向瓦解， 商品市场经济抬头。
在政治上，国家统一，经过1530—1542年的“政府革命”， 英国初步发展为民族君主国，政府推行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从外部环境来看，16、17世纪正是西欧国家航海、探险和海外贸易大发展时期，殖民征服和贸易扩张逐渐成为时代的总潮流，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苗头出现。
